艺术玻璃如何雕刻上色

钱穆先生说过，所谓法家（魏秦法家）毋宁说是儒家的正统。

事实证明，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不仅把法家尊君抑臣、维护专制集权的内容保留了下来，而且还将阴阳家学说糅杂进来，神化君主权力，鼓吹德刑相间、德主刑辅的统治之术，从而为汉朝大一统社会的统治制度提供了一套合政治、伦理、哲学和神学为一体的理论依据。尤为重要的是，董仲舒的儒学改造直接导致儒学地位发生了质的转变，即开始从诸子百家之一家思想跃升为汉朝社会的意识形态。

无论是从《史记》的篇章架构和理论体系，还是从《史记》的具体行文和思想内涵来看，都毫无保留地展现出司马迁民族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就是对儒家传统大一统思想的拥护、继承和发挥，其伟大之处充分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秦汉以来大一统的现实促使人们大一统思想的不断强化，这不仅在汉朝帝王将相的言行中显露无遗，而且在汉代贤良文学的言论中也可清晰体现。其中，当数司马相如和司马迁等人的民族思想最为典型。但是在春秋末年到秦汉之际，社会因进入转型时期，秩序显得无比混乱，儒家讲为政以德，讲教化，讲尊尊亲亲、亲疏有别的治世理念并不为当时急欲富国强兵、急功近利的统治者们所重用。史载文翁少好学，通《春秋》……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27](P.3625)，可见文翁是一位典型的深受儒学浸染的地方官员。

刘邦建立汉朝，为儒学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可见，北方强大的匈奴政权对汉王朝而言是长久以来的心腹之痛，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汉武帝一统天下的步伐，进而导致武帝向往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而到了今天的时代，我们要使得儒学真正地复兴、发展、繁荣，就应该在整理前贤文献的基础上，深入系统地思考儒学经典的再重建与再诠释工作。

因此，他呼吁我们关心农村，重建乡土，呼吁乡村文明与工商文明的互动互益，提出要重建学堂、祠堂、道三堂合一的乡村儒学讲堂，加强乡村的文明程度与自治能力。这时候，我们就应该发挥《周易》屯卦《大象》的精神：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当代倡导政治儒学的学者的另外一个可能的靶子，则是某种他们所认为的现代性的力量、现代性的价值。相信这是当前学界的共识。

不过在这里，笔者认为，儒家应对全球化的浪潮，应该通过全球在地化的方式回应之，而不是通过极端保守的在地化来拒斥之。但是，我们治经学的儒家学者不能由此反过来，认为非守汉唐故训者就是不好的经学研究。

如果我们封闭自身、强求别人，其实就违背了孔子思想中最根本的原教旨——仁心感通与忠恕之道。例如数年前一位研究中东伊斯兰教的美国学者告诉笔者，她因为发现许多当地的青年女性都纷纷包起紧致的面纱，而去问当地一位八十多岁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老太太。一是心性—思辨系，以熊十力、牟宗三的代表。否则，如果要否定这个底线共识的话，那么其他方面的辩论，其质量与目的就不太好说了。

而同时，当然我也厌恶别人用他们的一套信仰（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甚至一种全面否定儒学的所谓自由主义）来强加于我，因为这样的话他人也是一种持有原教旨立场的人。据此，我们当今时代的经学发展，也理应在扎实继承前人的各种经学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增进经学发展的多元化、开放性，塑造当今时代的新经学。可以预见，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学界在儒家经典的重建与诠释的工作上，将会充分、丰富地进行。从历史上看，民间儒学有着深厚的传统，近者如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王善人（王凤仪）在民间的生动说法，都是其中的典型。

正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全面的文化自虐与打倒儒家的历史，而我们对于世界各大深厚的文明与宗教又难以作瞬间移植之功（这谈何容易），因此在当今时代，国人往往遭遇了深刻的价值、信仰、意义的真空，这一真空又会造成各种迷惘、困惑、堕落。与世界各大文明传统、宗教传统一样，儒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淀与文化磨合，因此有着活泼健康的精神生命，同时也有着与现实的各种纠缠。

当然，就笔者的理解，因为原教旨色彩的儒学与古典学的研究与实践与人的信仰有关，因此这种思想取向在将来也会有所持续，而不会像儒家宪制的主张那样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消失。第三个误区是政治儒学。

另外，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大陆儒者之所以有原教旨的倾向，则或许还有政治、识见、功利等方面的原因，因为这些原因并非学理层面的原因，故不申论。如果一位持有原教旨取向的儒者，不自觉地作自我反思与自我超化，那么他就会不断要求所有女性都要遵从妇德妇道、三从四德，要求国人在伦理和社会上都服从三纲之道，要求每个人都要遵循男主内女主外，都要严格按照二十四孝的故事来守孝道。第二个建议，就是经典的重建与经典的诠释，应该既继承了古代的经学形态，但又应有所损益，并且有新的创造。而根据笔者的理解，孔子在其生前应该尚未形成六经、六艺的系统性观点，这种观点是后代特别是战国秦汉时期，先秦诸子与儒家学者将孔子儒学及其经典不断加以总结与阐发所成，因此这又是另外的一种经典的重建与阐释。因此，当代健康的儒者，即使难以深切把握到孔子的精神境界，也理应向着子贡的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而趋，而努力。这种反思精神、自我批判的精神，其实能够更为合理地继承和阐扬儒家活的精神与生命。

老太太说她自己已经六十多年没有见到这种情况了，这让她不可想象。这样，儒学的发展就既有合理方向，同时又能保持多元——但儒学发展的多元化，最好不要陷入上述所说的几种误区之中。

根据笔者理解，这里面可疏导出四大端。唐氏有一个观点，认为如果我们要切实捍卫文明、自由、民主的社会，那么就需要建立和培养各种人文性的社会团体与组织，以敦厚民间社会，同时制约公权力的滥用。

其实，大陆新儒家的提法并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无论是他们所主张的政治儒学，还是全然拒斥民主与科学、否定现代性价值的原教旨思想取向，都是站不住脚、经不起推敲的，难以构成一个学理严谨、有真正思想根基的学派。因此，这个制度的建立和建设并不是哪家文化哪派宗教所能独自占有、独自完成的。

但是制度就是制度，无须也不容头上安头，将之冠以儒家宪制、基督教宪制、伊斯兰教宪制之类的做法。她在几十年就已经脱下面纱，但现在的青年妇女却又重新戴起来。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观点，是有许多儒家自我标立成为大陆新儒家，而有意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港台新儒家拉开距离、划清界限。儒学的复兴尚在起始阶段 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儒学，是中华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源远流长，底蕴深厚。

本文论及当代儒学复兴之路的三个误区：误区一，儒家宪制。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吾道一以贯之，乃明确地揭示出孔子思想由内及外、直内方外、推己及人的品格。

这样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如果能够深入地阐发仁爱的精神，那么我们就有深刻的思想根据、基础、资源，以有理有据地避免人类的人道与文明受到损害，捍卫人类各种文明形态与成果，促进各种文明之间的互通互动、相互丰富。

因此，在此笔者呼吁政治儒学的探索，应该转变为探索儒学中的政治向度，并同时承认和尊重对基本权利的保障。例如，在春秋时代，孔子有鉴于礼坏乐崩的现状，于是致力于保存周礼，整理文献，并通过对诗书礼乐的发明，指点出仁爱的精神。

当代大陆许多儒者之所以倾向于原教旨色彩的儒学与古典学，其原因是比较复杂多样的。笔者并不是不知道古典儒家的精神对现代性以及现代政治可以进行合理的批判，清醒的现代性与现代政治其实也需要古典儒家的精神作为借鉴。而根据笔者的拙见，将来的儒家经典的重建，还是可以继续以六经、六艺作为基础的脉络而作出努力的。原因很简单：如果一个传统与文明蕴含着活泼的精神与生命，而且这个活泼的精神与生命又是与人性、人心、人道、人格的常理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们如果想将它连根拔掉，这注定就是放火烧天，徒自疲劳，并为后人所取笑。

笔者认为，现代新儒学的前两代儒家学者，第一代多身处大陆，第二代多漂泊港台，其具体的儒学主张虽然各有差别，但两代学者的思想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与继承性。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相当深远的令人吃惊不已的文化自虐冲动（张祥龙语）与运动。

一是心性—人文系，以马一浮、唐君毅为代表。这因为如此，我们需要重新界定、说明、论述究竟哪些经典属于经，哪些经典属于传，而不是鼻子眉毛一把抓，从而混淆统类。

据此，唐、牟等现代新儒家的论证，属于一种内部论证，也即论证出古典儒家的困境并由此显豁出民主与科学是儒学发展的自我要求、内在要求。而致力于发掘儒学中的思想资源，以推动制度建设。